武汉捷利畅达物流有限公司(下称我司)与金绿地(北京)农副产品贸易有限公司(下称金绿地公司)双方就《仓储合作协议》发生诉讼，在诉讼过程中，法官害怕当事人金绿地公司投诉，逼迫我司撤回反诉，后期诉讼中法官又囫囵释疑，导致我司要蒙受200多万元经济损失。详细情况:

    我司与金绿地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签订《仓储合作协议》,约定我司租赁金绿地公司有经营使用权的位于东西湖区惠安大道697号院内仓库，包括2号冷库，3、5号普通库。冷库合作期限自2019年2月1日至2021年1月31日止(2年)，普通库合作期限自2019年2月1日至2029年1月31日止(10年)。

由于金绿地公司方面原因，我司于2019年10月、12月间两次去函提出提前解除合同。由于武汉2020年初特殊原因，金绿地公司迟至2020年5月在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我司，我司随即向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反诉。在东西湖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后，金绿地公司或许揪住了法官在法庭上的某些不合规细节，给东西区人民法院投递了一封投诉信，该信让主审法官感到巨大压力，害怕因此受到处理，便将投诉信出示给我司人员及律师看，力劝我司撤回反诉，我司开始不同意撤诉，但法官说:我司反诉将案情搞复杂了，对方会胡搅蛮缠，如果我司不撤，败诉的一定是我司，我司只好撤回反诉。但在一审中，我司提供了一份重要证据，即2019年8月26日金绿地公司发给我司《催款函》，该函中有明确反映我司利益内容应在诉讼中判定,一审法官却没有给出审查意见，而二审中法庭却以我司未对相关内容提起反诉也不予审查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一审主审法官行为和一、二审法庭不负责任的审理结果,导致我司在另案起诉和上诉过程中处于被动局面。

我司撤回反诉后，一审于2021年5月27日作出判决（见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鄂0112民初1445号），我司与金绿地公司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，均上诉至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，二审只针对一审审理事项评判，对我司的主张，法官建议我司另案起诉。该判决明确了我司与金绿地公司双方签订的《仓储合作协议》由我司于2019年12月31日违约全部终止，判令我司支付违约金和该合同全部项下的押金（见2021.9.30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鄂01民终9306号），金绿地公司没有再上诉即表示其认可和接受判决结果。

我司于2021年11月在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另案起诉金绿地公司，我司提交了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鄂01民终9306号文件作为证据，证明《仓储合作协议》于2019年12月31日终止，但一审法庭没有关注到，将《仓储合作协议》认定到2021年1月31日终止。我司收到此一审判决书（2022.3.24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鄂0112民初8333号）时，依法院的判后释疑文书，受托律师及时去电法庭，法官承认确实没有关注到9306号文书，并说对不满答疑和不服判决的可以上诉。我司不得已于2022年4月上诉至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，二审法庭仍然没有认真审查前述9306号文件，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8日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决定（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鄂01民终6742号）。我司不服，随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年1月13日作出（2022）鄂民申4647号民事裁定书，指令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。再审法庭虽然审查了前述9306号文件以及其它证据，但其评判极为片面：其一、我司2019年12月14日向金绿地公司发出的《联系函》明确表示要全面终止《仓储合作协议》，而法庭认为我司只是部分退出；其二、当事人一方金绿地公司原已接受《仓储合作协议》提前完全终止事实，且在再审时并没有诉请《仓储合作协议》部分内容终止或不终止，法庭却凭臆认为当事人可以主张部分解除合同（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鄂01民再24号，2023年4月25日）。再审法庭就这样维持了原判。我司不服，向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，检察院没有深入调查、分析，也认为当事人可以主张部分解除合同，不予支持我司监督申请。

我司与金绿地公司就《仓储合作协议》发生的诉讼案至此，我司不服但已没有申诉途径了。